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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罪行铁证“慰安所”旧址保护待加强

日军罪行铁证“慰安所”旧址保护待加强

山西太原西山地区一处日军慰安所旧址(新华社发)

日军罪行铁证“慰安所”旧址保护待加强
(图侵删)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参考消息》近日刊发文章《日军罪行铁证“慰安所”旧址保护待加强》。全文如下:

翻开20世纪的历史,二战时期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可谓人类文明“至暗时刻”之一。亚洲各国大量无辜女性饱受日军兽行摧残,受害者数量尤以中国为最。数十年来,无数专家学者、民间人士、志愿者积极寻访受害者、收集证据、发文著书,以还原历史真相,揭露日军罪行,但日本政府迄今仍然拒绝正视历史。随着幸存的受害者相继离世,那些依稀尚存、可作为历史见证的“慰安所”旧址更显重要。人们呼吁,留住这些铁证,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

无声铁证,旧址愈显重要

“慰安妇”的历史真相曾经被长期遮掩,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引起世人广泛关注。

1991年8月14日,67岁的韩国妇女金学顺在沉默近50年后,首次公开站出来,向世人表明自己被迫在中国做过侵华日军的“慰安妇”。从此,被日本政府刻意隐瞒的军事性奴隶制度终于被揭发。8月14日这一天也在后来被确立为“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第一次接触“慰安妇”问题也是在1991年。“当时在东京大学一个国际会议上得知,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在上海,我很惊讶。”苏智良说,“我是做上海史研究的,却从来不知道上海和慰安所有关联,此后我就开始做‘慰安妇’问题研究,一做就是30多年。”30多年里,苏智良走遍全国20多个省份,甚至远赴海外,四处寻找线索,采集证人证言,收集相关证据。他说,世界上也许再没有比去挖掘自己民族女性受辱的历史更为残酷的事了。他的著作《日军“慰安妇”研究》中,记载了一个又一个受害者故事,读来字字血泪,让人既悲痛又愤慨。

日军强征“慰安妇”制度究竟有多少受害者,至今还没有确切统计。有日韩学者推算总数在10万至20万人,但苏智良认为这些推算都由于忽略了中国“慰安妇”问题而过于保守——根据他和团队的研究,“慰安妇”总人数大约有40万,其中中国的受害者在20万人以上。

幸存的受害者是活生生的历史见证者。她们走上日本地方法院,走进纪录片的镜头,踏上不同形式的讲台,讲述曾经遭受的苦难,留下珍贵的历史记录。然而,这些幸存者都已届高龄,曾经鲜活的生命正逐渐凋零,离世的消息一个个传来:

2013年9月4日,“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第一人”万爱花老人去世。

2018年1月23日,纪录片《二十二》主角之一、“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李爱莲老人去世。

2022年3月11日,在2021年刚被确认受害幸存者身份的湖南李叔珍老人去世。

……

记者从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获悉,目前该中心登记在册的中国大陆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仅11位。

铭记历史方能珍爱和平。相关人士呼吁,在“慰安妇”制度受害幸存者逐渐离世、日本政府不断歪曲和淡化侵华历史的背景下,二战时期“慰安所”旧址的重要性更加凸显,应当尽快对现有留存进行梳理,加大保护和活化利用的力度,留住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实物罪证。

缺乏保护,旧址现状堪忧

中国是日军强征“慰安妇”制度的主要实施地,是日军设立“慰安所”最多的占领地。这些罪恶场所存续的时间,有的长达14年,个别的仅几周;一个所内圈禁的“慰安妇”,多的达300至500人,少的仅1人。

在苏智良的电脑上,保存着一份被更新过无数次的表格,标题是“日军在华各省市慰安所数量统计”。表格上写着:山东208处,浙江183处,湖北295处,江苏130处,山西116处,海南92处……

然而,随着近几十年城市的快速发展,大量慰安所旧址被拆除、损坏,悄然消失。

“以上海为例,我们调查确证的慰安所旧址至少有182处,而现存的旧址最多也就20多处。”苏智良说,旧址消失的速度非常快,有时他接到当地居民打来的电话,说某处旧址要拆除,只能赶快去记录下它们最后的影像。

位于上海虹口区的“海乃家”是日本海军一处慰安所旧址,2016年前后,这里被纳入当地旧区改造项目启动拆迁,虽然拆迁工程一度因学者和公众反对而被叫停,但旧址最终还是被拆除。

苏智良告诉记者,“海乃家”慰安所当时的经营者坂下熊藏之子坂下元司曾目睹“慰安妇”的种种惨状,后来备受良心谴责,曾重返上海,寻找当年的遗迹。“他当时想找一公里外的一个分馆,但没找到,两三年以后,我们找到了,但很可惜这个建筑也已经拆掉了。”苏智良说,这些年他经历的类似事情太多了。

一些旧址虽然被保留,但缺乏保护和修缮,现状令人担忧。

位于山西太原西山地区的白家庄一带煤矿资源丰富,当年日军占领这里后大肆开井采矿,疯狂掠夺资源,还修建了军事碉堡、办公场所和慰安所等设施。这些设施至今仍然有大量遗迹留存。

8月中旬,记者驱车行至白家庄村,先后找到多名居民问路,才顺着窄小的土路辗转找到这处慰安所旧址。记者在现场看到,旧址被半人高的围栏围着,无法进入。几间土黄色的平房破败不堪,墙体变形,门窗破损,屋顶爬满藤蔓,院内杂草丛生。靠外的墙体上挂着一块破旧的白色铭牌,早已裂成两半,上面写着“太原市文物单位”“西山日军慰安所旧址”,落款为“太原市人民政府”“二〇〇九年九月三十日”。

保护利用,历史不容忘却

一个共识是,并非所有的慰安所旧址实体都必须被保留。作为寻访和调查慰安所最多的学者之一,苏智良认为,只有那些在一个区域内有典型意义的、建筑保存比较完好的,或是历史清晰、具有丰富和相对完整证据的旧址,才需要保留。

事实上,国内一些地方已经有慰安所旧址保护和利用的成功案例。

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当天,前来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参观的民众络绎不绝。作为中国乃至亚洲现存面积最大、保存较完整的慰安所旧址之一,这里目前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陈列1600多件文物展品,其中包括南京“慰安妇”受害者雷桂英老人在逃出慰安所时携带的一瓶高锰酸钾。

在山西盂县进圭村,一些曾经被作为慰安所的院落也被修缮一新。被称为“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曾带着“慰安妇”受害者赴日诉讼的张双兵在此成立了“抗战受害女性对日索赔诉讼纪念馆”,集中陈列30多年来他和受害者们来回奔走的诉讼材料、法院判决书、活动影像等。

多位专家呼吁,各地政府应分级分类保护慰安所旧址,对已经纳入文保单位的旧址持续加大保护力度,同时推动一些具有较大价值的慰安所旧址新纳入文保单位,对价值较低、原样原址留存难度较大的旧址,可以积极探索新的保护利用方式。在浙江杭州、湖北宜昌,一些慰安所旧址竖起了纪念碑,以保存和纪念这段特殊的历史。一些受访者则建议,在更新后的建筑上挂一块铭牌、附一个二维码,向来往行人介绍这里的历史,同样是一种记忆留存。苏智良告诉记者,他所在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一直在以各种方式“留住”慰安所,包括与摄影家合作,用镜头记录慰安所建筑;为慰安所分布较多的城市制作慰安所地图,便于公众寻访;利用新技术对慰安所进行数字化保存,让后人能看到那些不断消失的旧址。

“历史不容忘却。”苏智良说,他始终记得自己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的情景,四周密布的电网、绞刑架、毒气室、焚尸炉都被保留下来,还有头发制作的军毯、没有用完的头发在那里堆成了山,那是无声的铁证,更是震耳欲聋的控诉。

期待一个个慰安所旧址也能像奥斯威辛集中营旧址那样,成为集中呈现和控诉日军强征“慰安妇”罪行的如山铁证。守护慰安所旧址,为了不能忘却的记忆!(记者/吕梦琦马晓媛马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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